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，北京门头沟区斋堂川火村一带，活跃着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小民乐队，即火村音乐班。当地乡民婚丧嫁娶，逢年过节整个热闹，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。小民乐队十几个人，有大鼓、锣、唢呐、管子、音锣、笙等民族乐器十多种，班头叫李万举。 　　1930年秋天，火村一李姓富户老母病故，搭大棚，白喜事。从房山县大安山村请来一支民乐队助兴。晚间，祭奠仪式中有一个程序叫“跑方”，这时乐队奏起了悠扬委婉的乐曲，这段乐曲使在场所有人十分陶醉。那时候，李万举20岁刚出头，他想组建一支自己的乐队，村里年轻人响应，管事儿的支持，还用村里的积蓄购置了乐器，当年冬天就把大安山村的包虎请了来，20多人的音乐学习班开讲了。他们熟悉乐器，学乐谱，当时的曲谱是我国古老的工尺调，上、尺、工、依、六、五、反，与当今简谱多来米法索拉稀相对应。尽管参加学习的农家子弟多数是文盲，他们却凭着音律的敏感，加上刻苦练习，经过三个冬天的培训，有八个人表现优秀：李万举的唢呐；李万瑞的笙；白广银的笛子；白广聚的管子；梁作明的云锣；李万林的笛子；梁甫宽的镲；李有让的铙。这八人成为音乐班的基本班底。学成《三番赞》《花得胜》《过街令》《方码》《一封书》《苏武牧羊》等十余首乐曲。音乐班的班头李万举，是个复合型人才，不仅唢呐吹得好，而且笙管笛子都不赖。俗话说“练拳不离手，学曲不离口”，李万举可谓是下足了功夫。据说他一边往地里背粪一边吹唢呐，吹得腮帮子红肿嗓子发炎化脓，苦练不辍。只要有机会进北平城，他必到天桥“偷艺”，提高自己的技艺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李万举遇到一个叫孙士恩的南方落魄子弟，吹奏唢呐有绝招，他把此人带到家中住了三个月，拜师学艺。 　　火村音乐班学出道后，先为本村的服务，后又扩展到了邻村，名气渐大。为丰富演奏内容，他们又学了坐腔折子戏，李万举又学拉板胡，李万瑞打板鼓，白广银吹笛子，梁作明打锣，梁甫宽打钹；李万举、李万瑞还兼唱胡生，白广聚唱青衣，又吸收李有田唱旦角。可以演《采桑》《大登殿》《汾河湾》等大戏，极受当地乡民欢迎。解放后，东斋堂村每年正月唱戏，都要李万举操琴，文武场配合得天衣无缝。火村音乐班演出并不多收费，一般农家管饭即可，富人家愿意给的可随意。据说有一阵他们想办“轿子房”，专业发展，后因日本侵华而作罢。 　　芦沟桥事变后，操纵火村事物的大地主李子财成了汉奸，而火村音乐班却都成了抗日骨干。李子财将乐器全部收走，音乐班都憋了一口气。后来，他们一起在村北清水河畔挖沙子卖钱，干了一个冬天购置了属于自己乐器，不与汉奸为伍。1940年冬天，日寇进驻斋堂，到处是炮楼。火村音乐班把乐器装进大口袋藏在本村北庙里，跑进火村山抗日。日本投降以后，乐队又开始活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音乐班继续为乡民服务。1955年6月，北京群众艺术馆组织全市民间调演，火村音乐班被京西矿区选送到北京演出，还专门为其录了音。1957年冬，北京大学下放干部来到火村，音乐班吹吹打打为其接风，吹奏的乐曲连北京大学老师们都非常敬佩，称赞李万举为民间艺术家。 　　如今火村音乐班成员均已过世，他们的故事还在民间传颂。